综上，既然一审裁定法律适用错误，北京高院二审裁定的违法性也就无须赘述了。
基于此，《行政诉讼法》（2017年）的原告资格规定超越了德国保护规范理论的射程，既包括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保护规范理论，也包括事实上的利害关系，还包括约定上的利害关系。后公路局以乙公司的水泥不符合建桥标准为由，要求甲公司解除与乙公司的合同，甲公司不同意，公路局遂解除了与甲公司的建桥合同。
主观公权利乃德国行政法的支柱，[xxix]保护规范理论对公民主观公权利的证成具有决定性，对主观公权利的承认取决于不仅保护公共利益而且至少也保护个人利益的法规范的存在。[ix]根据该时期的司法实践，[x]直接利害关系标准就是（直接）行政相对人标准。[lxxviii] [美]理查德·J·皮尔斯：《行政法（第五版）》（第三卷），苏苗罕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5页。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行终570号行政裁定书。[xlvi] 参见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3行初170号行政裁定书。
至少从理论上讲，利害关系既包括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包括了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和约定上的利害关系。这种违背《立法法》第104条规定——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的大量司法解释，并未依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得到日常化的清理与矫正。其中，仅有8个案件的审理法院支持原告/上诉人具有原告资格，其余案件均以原告/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不存在利害关系为由驳回起诉/上诉，支持方占比不到3%。
如市镇排污管道的升级改造会导致已经装有私人排污设施的土地必须重新接入新的公共排污管道，从而增加土地所有人的金钱与时间成本。比如，《德国国籍法》第10条赋予外国人要求主管机关针对其入籍申请作出无瑕疵裁量的请求权。在探求法规范目的时，旧保护规范理论秉持主观解释，即通过回溯立法史料的方法探求立法者的真实意志。适用上述规则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一个界限清楚且能够具体化的受益人群体。
此种情形包含的潜在逻辑为：法规范必须以保护私益为目的，才能从中推导出主观公权利，而个人只有拥有主观公权利才具有诉权。[4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13条。
第一，涉案法规范可能具有保护私益之目的，但由于解释技术不成熟，因此人民法院未能正确解读出该目的。其次，刘广明的土地承包权属于法律上值得保护的利益。[63]Vgl. OVG Lüneburg DVBl 1952,369(370 ff.) [64]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 [6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2677号行政裁定书。例如，在焦小珍诉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66]中，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便以行政机关对建设单位违法行为的查处并非保护特定人尤其是本案作为债权人的上诉人的权利为由，否定了上诉人的原告资格。
其中，体系解释方法颇受司法实务部门的青睐。有人尝试将空间上能够限定与数量不可过于庞大作为判断标准，[69]但并未获得普遍认可，因为立法者完全可以赋予一个庞大的、数量上无法自始确定的群体以主观公权利。[6]后者则是指法规范并无保护个人利益之意图，但其要求行政机关予以特定作为或不作为的结果使特定人获益，此种利益被称为客观法的反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观公权利的适用范围逐渐窄化至一般法，即形式与实质上的行政法规范。
[40]Vgl. Thomas Oppermann, Nach Welchen Rechtlichen Grundsätzen sind das öffentliche Schulwesen und die Stellung der an ihm Beteiligten zu ordnen? Gutachten für des 51. Deutschen Juristentages,1976, S.3 f. [41]Vgl. Helge Sodan, in: Sodan/Ziekow (Hrsg.), Verwaltungsgerichts 5. Aufl.2018,§ 42, Rn.406 ff. [42]Vgl. VGH Mannheim NuR 1987,269(272). [43]Vgl. Harald Fliegauf, Rechtsmiβbrauch durch Sperrgrundstücke?- Zugleich eine Rechtspolitische Anmerkung, NVwZ 1991, S.748 ff. [44]Vgl. BVerwGE 112,135(137). [45]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二审法院认为，建设许可的撤销需要符合以下情形，即要么建设许可依据的法规范具有保护邻人利益的目的，要么建设许可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第14条保护的邻人财产权。
[67]Vgl. Karl Heinrich Friauf, Polizei- und Ordnungsrecht, in: Ingo von Münch (Hrsg.), Besonderes Verwaltungsrecht, Band 4,1969, S.193 ff. [68]Vgl. BVerwGE 27,29(33). [69]Vgl. BVerwG NJW 1996,1297(1298). [70]Ferdinand O. Kopp, in: Kopp/Schenke (Hrsg.),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26. Aufl.2020,§42, Rdn.84. [71]Vgl. BVerwGE 27,29(33). [7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6748号行政判决书。可见，基本权放射效应仍然只宜作为保护规范理论对个人权利保护不足的例外性矫正工具。
究其原因，是《行诉解释》也未能回应利害关系判定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即何种利益才是法律上保护的利益。其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项目实施方是否恰当弥补刘广明的损失，如土地征收补偿，刘广明在承包该片土地时是否应当注意到这片土地有被重新开发的可能性，等等。但是，法律解释技术的不成熟导致保护规范理论在适用中遭遇法规范目的解释不确定与空转困境，并在客观效果上导致当事人的诉权受到限缩。换言之，保护规范理论须通过司法实践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解释规则来填充及具体化，因为不确定性法律概念之填充与具体化，本就离不开司法实践的帮助。[35] 2.理论移植后的限诉困境 我国引入保护规范理论原本是为了扩大原告资格范围和强化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Vgl. Eberhard Schmidt-Aömann,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 93. Aufl.,2021, Art.19 Abs.4, Rdn.127. [16]参见耿宝建：《主观公权利与原告主体资格——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式表述与运用》，《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
其实，注意要求规则早已隐含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86]并在联立公司案中被最高人民法院接受：如果相关联的法律规范要求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时对某一要素予以考虑，行政机关若不予考虑，又会使第三人‘具体且特别地受到行政决定影响时，即可认为第三人属于规范保护范围。而虑及我国基本权教义体系并不发达的现实条件，其放射作用更加被大大限缩。
这是因为在实践中原告往往并未审慎思考项目建设对自己的实际影响，而只是一味地热衷于反对建设项目并提起诉讼。首先，原告资格类型划分的科学性有待加强。
由此产生的各种观点共同构成保护规范理论。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30]Vgl. Albert Bleckmann，Die Klagebefugnis im Verwaltungsgerichtlichen Anfechtungsverfahren, VBlBW 1985, S.361 ff. [31]Vgl. Eberhard Schmidt-Aβmann,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 93. Aufl.2021, Art.19 Abs.4, Rdn.127. [32]参见赵宏：《保护规范理论的误解澄清与本土适用》，《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27]当法律解释技术发展程度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开放性不相匹配时，就会导致该理论在实践中出现空转，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客观解释优先意味着，当立法者意愿与规范当下价值取向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准。正是由于法院展现出的体系解释技术，尽管其判决在终审中被驳回，但仍有学者认为原审判决对于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更为准确。
[30]宪法上的主观公权利代之以一个精致严密而井然有序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其与现代主观公权利理论渐成相互独立的双轨制系统。尽管与基本权相关的宪法规范也可以被理解为保护规范，但狭义上的保护规范主要还是指一般法，主要包括以行政活动为调整对象的形式与实质上的行政法规范。
[83] 虑及多种利益平衡之复杂与困难，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就项目实施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注意要求提出了一个经典公式，即需要注意的因素对个人利益影响越重要，个人利益越值得保护，项目实施者的注意义务越重。第二，实现手段，即个人具有实现保护目标之可能。
因为联立公司的公法义务不仅由有关幼儿园设立许可领域法律规范设定，也由房屋租赁法律规范设定。[55]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新旧保护规范论》，王世杰译,《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
[40] 类型化适用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根据原告身份确定其所属案例组。1.解释方法 法规范目的需要藉由具体解释方法得出。但是，我国尚未形成完备成熟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人民法院很难直接适用宪法来推导出个人的主观公权利。[15]目前，新保护规范理论已基本取代旧保护规范理论成为德国法中的主流理论。
即便雇主因工会设立在经营管理、雇佣选择等权利上受限，此等利益亦非工会法的保障范围。[37]而此种限诉困境与德国法中的基本权保护困境又有所不同，其成因更为复杂，须进一步区分以下两种情形。
[62]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及其相关问题》，《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21]刘广明案所具有的示范性意义，正是在于将上述可能付诸实践。
[66]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终320号行政裁定书。[54]但体系解释的运用使得所谓孤立或割裂地观察规范与具体法律关系的整体观察间的差异得以弥合，因为体系解释要求在探寻法规范目的时应将其置于附近的规范结构及其制度性的框架条件中，[55]从而有力地回应了上述质疑。
